尽管外界对于货币政策放松早有预期，但是央行动作如此之快，还是有些出乎意料。


不过，回顾近几年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的历史可以发现，政策的转向从来都不是突然的过程，期间可能会出现多次试探和调整。


在不久前公布的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二季度会议通稿中，“从紧”的字样已经消失，随后公布的二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，央行更是透露出诸多放松货币政策的意向。政策放松最先是从增加商业银行信贷额度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开始，随后央行曾就此问题多次出台政策。


通常情况下，货币政策会遵循“相机而动”原则，下半年以来政策出现松动，是保证经济健康运行的内在要求。从国内情况来看，经济下滑的迹象越来越明显。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，8月份工业增加值已经降至6年新低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在明显放缓；与此同时，美国金融市场的动荡不安不断冲击着全球经济的稳定，近段时间以来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。政策制定者在此情况下放松政策不仅及时，而且必要。


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之所以吸引眼球，因为这些工具不仅本身会产生较大政策作用，同时也会产生明显的宣示效果。央行此次政策调整体现了更多的结构性特点，在调整贷款利率方面，央行更大幅度地调低6个月以下的短期贷款利率；在存款准备金率方面，占据80%以上贷款份额的几家大银行没有调整，而是调整以中小企业为主要客户的中小金融机构。正如央行所说，此次政策调整充分体现了有保有压和结构优化的原则。


需要注意的是，通过一次政策调整就判断未来较长时间政策走向往往不准确。货币政策松紧是一个范围和幅度的概念，而不是数字的概念，一次松动不能表示大的方向发生变化。


8月份CPI数据显示消费领域的价格上涨风险已经有所缓解，但继续创出新高的PPI数据显示通胀风险依旧不容忽视。决策层放松紧缩政策，是希望能够更有效地保持增长、增加就业，但并不能因此认为通胀问题可以弃之不顾。在央行的法定职责当中，反通胀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，这也是央行结构性放松政策的原因之一。


货币政策只能尽量为经济运行创造良好的货币环境，但不可能解决所有经济运行的深层次问题。外需疲软造成我国出口下滑无法靠宽松货币政策完全解决，其背后反映的是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；消费不足的真正原因也不是货币紧缩，除了股市和楼市的负财富效应的短期影响之外，更与社保体系不够发达、储蓄习惯长期影响等因素有关；至于投资方面，单纯依靠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同样需要反思。


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难既有自身发展模式的问题，同时也有全球经济调整带来共振的原因。因此，解决问题不能仅仅将目光集中在短期的政策调整上面。既然无法改变大的周期，不如将重点放在制度改革，比如完善社保体系、加快价格机制改革等方面。